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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学借鉴我国历史上的吏治经验今时

发布时间:2019-09-29 19:44:47 阅读: 来源:液压滤芯厂家

科学借鉴我国历史上的吏治经验

河南内乡县衙博物馆,“河南省廉政教育基地”。有关部门充分利用丰富的传统廉政文化资源,积极把廉政教育融入廉政文化建设中,收到了廉政教育和文化建设的双赢效果。衙署文化蕴含的历史内容和当代意义,值得深究。

中国传统政治实践中有许多内容,从官吏的选拔、任用、考核、监督监察、教育、惩罚等各个方面都有总结。为什么要借鉴中国传统的吏治经验,怎样才能科学地借鉴中国传统的吏治经验更好地为现实服务,有许多值得探讨的地方。

首先,为什么要借鉴中国传统的吏治经验?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封建社会的历史太长,我们的吏治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,是有中国特色的。例如,从腐败来说,各国的腐败结果大同小异,但原因可能各不相同。中国的吏治腐败中,有相当一部分是由我们这个社会的人情观、血缘观、价值观所导致的,而这些与传统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我们处理这样一些吏治问题,历史的经验就值得借鉴、参考。因为中国传统的政治家也已经看到了这个问题,也有相当的一部分成功的经验积累。如任职的原籍回避制度,就是历史上发明的。巡视制度也是传统的一项成功经验。实际上传统吏治中还有许多具体的措施,比如在官吏选拔上重舆论、重口碑,在官吏任用上重个性,在官吏升迁上重功劳,在官吏考核上重等级,在官吏监督监察上的“以卑临尊”等等,也都有很多经验。同样,吏治失败的经验我们同样也要总结。

其次,怎样科学借鉴传统的吏治经验。科学的借鉴传统吏治经验,必须要研究传统的社会而不是仅仅研究它的吏治方法,在科学分析传统社会基础上,运用现代的手段则可能推陈出新。我们现在关于吏治的思考与解决吏治问题的方法不能说不如古人,关键在于这种思考是否科学借鉴、援用历史上的吏治方法时,更要考虑到时代的变迁,不能简单的拿来。

官僚制是与贵族制对立的一种行政管理方式,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这种行政管理方式始于春秋战国之际,奠定于秦汉,延续到清代。有了官僚制,就有了关于选拔、任用、考核、奖惩等一整套官僚的管理思想和方法,我们把它简单地称作吏治观和吏治。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吏治和吏治观都有着非常丰富的内容。

中国古代对吏治思考所构成的吏治观几乎与官僚制产生的时间并行,形成早、成熟早。如大约形成于战国时期的《周礼》一书对吏治问题就有较系统的思考,涉及从官吏设置、考核、监督、惩罚等各个角度来强化吏治的问题。《小宰》中就提出了用“六计”来考察官吏的功过,即廉善(善其事)、廉能(能执行政令)、廉敬(不懈于位)、廉正(不邪)、廉法(守法)、廉辨(不疑惑)。善、能、敬、正、法、辨指的是官吏的行政能力和态度,之所以每种能力前都加“廉”字,说明《周礼》的吏治思想既要求官吏有行政能力,又要求官吏有道德水平,非常具体。

在内乡县衙大门东侧竖立的《三院禁约》碑,被称为“刻在石头上的反腐宣言”。碑文有千余字,对接待上级官员用餐标准作了明确规定,旨在整治奢靡之风,提倡下级要敢于告发上级官员中出现的不正当行为,可谓是反腐倡廉、整治吃喝风的一面历史鉴镜。

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对吏治的思考非常深刻,提出了很多具体的措施。早期法家分为法、术、势三派,即强调用不同的方法来治国,其中包括吏治。

韩非讲了这么一个故事,韩昭侯酒醉后和衣而睡,典冠之吏怕他着凉,给他加盖了衣服,但是韩昭侯醒了后既处罚了典冠也处罚了典衣,典冠是越职,典衣是失职。法家讲选拔官吏要依据功劳,不能依靠他的身份,贵族可以让他富,但不能让他做官。法律要公开,让大家都了解、都知道,这样便于遵守和监督。违反了法律不管是谁都要以法处理,而处理的标准不能以个人的好恶。君主必须严明赏罚,言必信,行必果。

县衙大堂前立一戒石坊,面南刻“公生明”三字,向北刻“尔俸尔禄,民膏民脂,下民易虐,上天难欺”铭文16字。长官坐堂理事北向的铭文16字,抬头可见,以警戒其秉公办事,若徇私枉法,天理不容。典型反映了儒家吏治观思想。

与法家的吏治观不同,儒家的吏治观更趋向于对个人道德素质的追求,即通过灌输一系列的思想、理念使清廉为政成为官吏内在的动力,而不像法家那样通过外力的强力控制、各种政治技巧达到吏治的目的。儒家依托三代创建自己的理论思想,内圣外王,把现实社会中的伦理关系移植到政治中去。儒家作为一个学派开始于孔子,对于吏治的干预始于汉武帝。

儒吏的行政不是像法吏哪样唯法至上,唯权力至上。在实际行政中更强调自身的主观能动性,更能够体谅各种政策的社会效果。因此,某些儒吏为了这种效果有的时候甚至不惜改变或者违背政令。儒法两家的吏治观是建立在人性善还是恶的基础上,建立在君主、权威至上、法律至上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民本的问题。

儒法两种吏治观是中国封建王朝两种最主要的吏治观。官僚队伍及其管理方式主要是在这两种吏治观的影响下建立起来的。儒吏(也成儒生)指责法吏(也成文吏、文法吏)为“刀笔吏”、“俗吏”,只知有刑罚而不知有道德。法吏指责儒吏“口能言治乱,而无能以行之”“儒者不知治世而善訾议”“诵死人之语,则有司不以文学。”但实际上历代封建王朝是既用儒吏也用文法吏,并没有过多的偏废。

渊源于先秦的道家思想也有自己的吏治观,即“无为”的吏治观。从汉代初年受黄老思想影响的一些官吏的实际行为来看,这种吏治观的政治积极性不高,因循性比较强。这种吏治观可能在特殊的历史条件有一定的作用,如汉初或者大的社会动荡之后,但总的看来对中国古代吏治的影响不大。

中国古代的皇帝、政治家也在实践中形成许多吏治观,构成我们传统吏治观的一个部分。这些吏治观在用人问题上大体围绕着是以德还是以才,如何发现贤能之人。如不拘一格用人,唯才是举,举贤无私,用人不疑,量才任用,以能晋升,用人所长,舍人其短,礼贤下士等等。在官吏管理问题既重视监督、监察,也注重预防教育。甚至包括对皇权的规范。

一定时期的吏治观是一定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反映,是一定阶级、阶层政治利益的反映,是社会变化的产物。我们研究吏治问题一定要重视吏治观,如果吏治观不正确、不准确,不能反映社会的变化,很难说能够达到真正吏治的效果。因此,在吏治问题上,绝不能随意照搬照抄,拿来就用,而是要认真研究吏治的社会环境,形成准确的吏治观。有些吏治方式看起来很好,但时代变了,社会环境不同,运用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。

(2013年11月27日3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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